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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终于下降,但原因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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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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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可移植器官数量有了急剧的上升,这意味能有更多人因此而活命,但原因很残酷,因为正是阿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使得可移植器官数得到了增加。(注:阿片类药物(Opioid)是一类具有吗啡作用的

可移植器官数量有了急剧的上升,这意味能有更多人因此而活命,但原因很残酷,因为正是阿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使得可移植器官数得到了增加。

(注:阿片类药物(Opioid)是一类具有吗啡作用的化学物质。它的主要用途是镇痛。)

▲马萨诸塞州什鲁斯伯里市,哈特姆·托尔巴(Hatem Tolba)和他的妻子朱莉(Julie)在自己的家门前。2014年,Hatem从一位阿片类流行受害人那里接受了一个可移植的肝脏。(图/特德·奥尔康)

在哈特姆·托尔巴(Hatem Tolba)收到能够拯救其生命的可移植肝脏的前一天的晚上,他就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而且还是昏迷状态。一台透析机正在担当哈特姆·托尔巴肾脏的工作,而各种组合药物正在保持着托尔巴心脏的跳动。

4年以前,托尔巴体重增加了大约45斤,他那双因黄疸病而模糊的眼睛也已变得清澈。在马萨诸塞州什鲁斯伯里市郊外房子的餐厅内,托尔巴和妻子、女儿坐在一起,49岁的托尔巴表示他的新肝脏就像是“一台全新的引擎”。

托尔巴以前肝功能衰竭,进行肝脏移植后身体状态有了显著的恢复,这是一件幸事,但这件幸事源自于另一件不幸的事。托尔巴得到的肝脏是一名阿片类受害者的,而后者的死亡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尽管托尔巴对捐赠者的信息了解的很少,但有一点他知道,捐赠者是一名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的21岁年轻男子。这使得托尔巴心情很沉重。“和你说实话吧,我的内心就像陷入一片沼泽地,”托尔巴说道。“我无法想象一个家庭以这种方式失去一名年轻成员(后的感受)。”

自2008年以来,美国全国范围内因阿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人数增加了1倍,而这些受害者中成为器官捐赠者的人数变成了以前4倍。自1989年到2014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一直在增长,而2014年的12.4万人创造了近年来人数的最高峰。现在,部分是因为药物过量死亡使得最新的可用的器官数量有了增加,因此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第一次出现了下降。

▲美国各州因药物过量而死亡的器官捐献者的比例。(图/哈维尔·扎拉西纳)

托尔巴生活在马萨诸塞州,而马萨诸塞州可能就是等待器官移植人数和因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都最多的地方。2016年,该州近2000名居民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这是美国平均水平的2.5倍。与此同时,该州器官捐献者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就是来自于因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人,这一占比也是美国各州中的最高水平。

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为那些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带来了一线希望,但究竟能不能得到捐献,还要取决于药物过量受害者和其家人的意见。临床医生也不得不采取新的方法使之成为可能。而且,接受来自药物过量死亡受害者器官移植的病人也不得不承受额外的风险,比如说,就像托尔巴,其内心与情感就受到了挑战、面对着挣扎。

阿片类药物流行与器官捐赠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器官捐献者死亡的原因是决定器官是否适合移植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阿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通常符合器官捐献的条件。这就使两者的联系成为可能。

比如说,受到脑损伤的人,他们就永远无法恢复,这类受害者会被及时送到医院,然后被戴上呼吸机,这样其身体各器官就能得到血液流通,而这类人就有成为器官捐献者的条件。在美国,这类情形占死亡数的比例还不到1%,而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中风、心血管疾病和钝器伤如交通事故。现在,致命的阿片类药物过量,能导致呼吸作用减缓到使大脑缺氧的程度,因此,这就成了器官捐献列表中不断增长的一部分。

根据初步数据,2017年有49031名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而且,在美国,阿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占各种药物过量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

▲美国药物过量导致死亡的数据。其中,2017年的数字是初步估计的结果。此外,如果涉及到多种药物,这张图表上的一些死亡可能会有重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阿片类流行已经影响到了全美国,而一些州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包括马萨诸塞州在内的东北部大部分地区,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的比率最高。“我们在2002年就开始注意到过量致死的人数在增加,”新英格兰捐赠机构(New England Donor Services)主任亚历山大·格莱齐尔(Alexandra Glazier)说道,而该机构在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起到协调器官捐赠的作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紧急人员到达时,受害者已经死了,而他们的器官也已经失去了移植生存的能力。但有几千人在宣布死亡前能被送到医院并戴上呼吸机。这些受害者通常很年轻,近四分之三的住院的阿片类死者的死亡年龄在25岁至54岁之间。

格莱齐尔表示,这是一种灾难,对于等待移植的病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但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机会,这是对死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庄严的责任。“尽管这种情况能挽救那些需要器官的患者,或者至少在我们这片区域能起作用,但我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像格莱齐尔管理的类似组织继续做着许多其他的努力,如教育公众捐赠器官的时机、设计一个使有意向者或有意向的家庭能更容易注册的系统、加强医院与移植中心的协调,这样是为了增加可移植的数量,即使以后药物过量流行也会得到改善。

医生和病人如何将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转化为能挽救生命的移植?

如果不是医疗实践的改变使得更多的阿片类受害者成为捐赠者,那么托尔巴就不会如此迅速地获得一个器官。这些变化也有助于解释,自2008年以来,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增加了1倍,而成为器官捐献者的人数变成了以前的4倍。

从历史上看,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的人通常是吸毒者,因此,这些人携带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等血源性感染的风险更高,在过去,这种情况下的器官捐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阿片类药物过量流行的受害者中很多都是年轻人,而且他们用药的历史也更短,”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移植项目负责人之一杰伊·菲什曼(Jay Fishman)说道。托尔巴就是在马州总医院接受的移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初次吸毒的人,”因此,他们的器官可以移植到有需求的病人的身上。

此外,移植项目已经开发出了允许有传染性疾病的人进行捐赠的程序。自2013年以来,联邦法律允许艾滋病毒阳性捐赠者的器官可以移植到艾滋病毒阳性患者的身上。随着最近治疗丙肝新疗法的出现,医院已经开始将受感染的器官移植到接受者的体内,然后在对接受者进行对应治疗。在马萨诸塞州,超过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属于这类“增加性风险”,这一比例在美国所有州中是最高的。菲什曼认为这要归功于筛查潜在疾病捐赠器官工具的改进和临床医生应对接受者感染水平的提高。

这并不是说,在美国对药物滥用的反应中,普遍存在的病耻感并没有影响到移植临床医生和他们病人之间的对话。“有些人因病耻感而拒绝了,”菲什曼承认道,“但是在非常虚弱的病人中进行移植询问时,很少有人会拒绝一个高质量的器官。”

托尔巴当时在医院等待肝脏,最终得到了一个与之匹配的肝脏,而捐献者却患有丙型肝炎。托尔巴的医生向他解释说,接受这个器官可能会感染上捐赠者的疾病,但是在移植后可以接受治疗。托尔巴同意了。那时的托尔巴因肝功能衰竭而变得非常虚弱,相比一直等着完全健康的器官,及时接受有病器官的移植的风险要更小。最终,在成功移植和接受了3个月的丙肝治疗之后,托尔巴有了一个健康的新肝脏,而且没有感染。

医疗实践的变化使我们能从更大范围内选择器官捐赠者

器官移植供不应求,于是移植项目就退而求其次,那些携带病毒性疾病的潜在捐赠者也可以和急需移植的患者相匹配,于是,类似新英格兰捐献机构的器官获取组织受到了现实的激励,他们也在争取这样的捐献者。丹尼尔·米勒-丹普希(Daniel Miller-Dempsey)就是这种机构中的一位员工,现在,他就肩负着责任。米勒-丹普希是一名家庭服务协调员,他在医院里与潜在捐赠者的亲属进行会面。米勒-丹普希经常乘坐着小车来往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与缅因州班格尔之间。

米勒-丹普希今年42岁,尽管相对还比较年轻,但他已经为组织工作了18年。米勒-丹普希表示自己现在做的更像是一种使命而非一份工作。当米勒-丹普希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病倒了,他和他的妹妹最终决定捐献父亲的活体器官。这就使米勒-丹普希有了亲身的经历与感受,他切身体验到病人的痛苦和捐赠的意义。

近20年时间里,米勒-丹普希见证了很多家庭和他们的亲人的生离死别,他表示这种经历非常普遍。但是药物过量致死是一种独特的辛酸。

“那些人在这里生活的更好,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和孩子与毒品斗争,有些人能取得成功,”米勒-丹普希说道。“知道有这么多人死于这种情况真的很令人心碎。”

器官捐献者死亡的方式可能不会影响到器官的功能,但这段历史对接受者会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

比如说托尔巴,他就是一名器官接受者,而其器官的捐赠者就是一名年轻的药物过量受害者,接受者在知道这种不幸后会产生心理负担。但是,对于药物过量受害者的家属来说,这能给他们的内心带来些许的慰藉,因为他们的家人以另一种方式拯救了另外一个生命。

一天早上,大卫·马来厄姆(David Maleham)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和大卫讲了大卫38岁儿子的问题。大卫表示自己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有些难过,“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害怕接到的电话。”

大卫有4个孩子,其中马特是来最大的孩子。马特既聪明又可爱,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痛苦。根据大卫和他妻子罗克珊(Roxanne)的说法,当马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家人的一个朋友对马特进行了性侵,后来马特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受到创伤困扰的马特在阿片类中寻找安慰,最终发展成瘾。在马特的余生中,他一直在挣扎着。

▲马特·马来厄姆。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2000年。(Matt Maleham)。(图/马克厄姆家人)

那天早上,大卫在电话里得知马特于前一天晚上在一处停车场内使用了大量药物。在马特被送到医院之前已经昏迷了将近1个小时。

当大卫和罗克珊赶到医院时,马特正戴着呼吸机,而他的大脑已经停止了活动。大卫和罗克珊同他们的孩子道了别,然后商量着捐献他的器官。结果证明这也是马特的愿望,因为医院的工作人员向大卫和罗克珊出示了马特的驾驶执照,这表明Matt生前已经登记为器官捐献者。

几个月后,马来厄姆家人收到了接受马特肝脏的患者的一封来信。接受者在信中解释说,当他生病时已经是在监狱里了,他还接着为这件事道歉,他的意思好像是在说应该把肝脏移植给一个更值得接受的患者。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吸毒也是犯法行为,罗克珊并不同意来信者自责的意见。“你就是马特选中的那个,所以就没问题。”

后来,这名男性接受者的姐姐也死于药物过量。阿片类流行导致了她的死亡,现在,那名接受马特肝脏的人也有了拯救他人的机会。

大卫在商业生涯结束退休后去一个小教堂了当了一名牧师,他并不是很相信巧合。儿子死后通过器官捐赠改变了另一个人的生活,想到这点,大卫至少会少一点心痛。

“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浪费了,那就是毫无意义的死亡。为什么选择捐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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